现在可以说了

写下这个题目，提出了一个悬念：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国事？家事？还是拣亲历的事说吧！

1999年元月2日，旭日临窗，浮想联翩。穿过时光隧道，我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回眸当年买书也要“特批”甚至“走后门”的情况，这奇景着实使卖书人又风光又难受。

1974年，“四部古典文学”刚刚开禁，但市面上踪迹难寻。这年夏天，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到我供职的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这个单位是中文书批发中心，曾兼管专供有关领导部门用书），要求买两部《红楼梦》。当时买这类紧俏书都要书店经理特批，那位经理特别认真，让我问清楚究竟是谁要书？为什么是两部而不是一部？等我问明白了才特批了两部。

再上溯两年。1972年时，周总理要找书都很困难。这年9月，中日两国建交，毛主席送给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部线装本《楚辞集注》。周总理也要找这部书看看，但市面上根本没有。总理办公室专门派人到新华书店书库中借出这部书，几个月后又原物送还。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书店同志拿出这部总理看过的书，睹物思人，想到总理一生廉洁自律，借了书又还书，不禁痛哭失声。

20多年前，要想买书真难啊！在中日建交数月后，我国第一任驻日本大使陈楚赴任之前，在商务印书馆汝晓钟经理陪同下，专门到不对外开放的书库中像觅宝那样查找中日交流史料和日本概况的书。在等待取书时，还信笔写下了《水浒》中宋江在浔阳楼写的诗一首，当时我们战战兢兢不知是何兆头。1973年2月，中美双方决定在双方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在此之后，有一桩轶闻，大概是书店书库里藏有外边买不到的书走漏了风声，有一天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学者（当时很少见），指名要找中美交往史料。他指着介绍信说：“请你看清楚了，我们是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不是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到这里找几本书可以吧？”经过一番请示和一阵忙乱之后，他挟着屈指可数的几本书，很不满足地走了。当时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有关美国的史料实在乏善可陈，难怪这位外交人士悻悻而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打破了文化禁锢主义，出版业开始复苏，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出书难、买书难的呼声仍然十分强烈。1978年时，在笔者供职的书店，一年中收到读者要求购书的信件多达9000封。西南某高校的教授为买一部工具书，竟给省委第一书记写信。这一年，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的前身）决定重印《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等35种中外文学名著，每种印30万至50万册仍供不应求，以至只能像花生米那样分省分配供应。这批书上市时，一些大城市真可谓万人空巷，北京王府井书店柜台被挤破，成都市读者为买《一千零一夜》，竟排了一天一宵的队！当时全国纸张供应紧张，为重印这批书，还请示中央分管出版的领导同志特批，动用了原先准备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

抚今追昔，看看现在繁荣的图书市场，令人感慨万千！追忆往事，使我们更加珍惜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千千万万百姓人家正是从这一点一滴的变化中感受到邓小平理论的光辉，聆听着祖国坚定的前进步伐的！